世人皆知美国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却不知在这片土地上，社会主义曾经如此辉煌。1901年，美国社会党成立仅仅10年，便拥有了10万党员，300多种社会主义刊物遍布全美。然而，如今的美国却对社会主义充满恐惧与敌意。在1945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仅有5%的美国人认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可以同时忠于美国＂。即便到了1989年，依然有近半数美国人表示＂宁可投入一场全面核战争，也不愿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究竟从何而来？为何美国要如此排斥曾经在本土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
一、从战友到敌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转折
1860年的一个寒冷冬日，在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会议室里，约瑟夫·魏德迈正在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这位马克思的挚友，此时已经决定投身北军，为废除奴隶制而战。他的决定在俱乐部内引起强烈共鸣，当天就有数十名会员表示愿意追随他的脚步。
魏德迈不负众望。在林肯总统的任命下，他组建了一支由德裔移民为主的军团，成为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军事指挥官。在他的率领下，这支军团在维克斯堡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为北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是魏德迈，在南北战争期间，大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选择了支持北方。他们中有人成为了军事指挥官，有人担任军医，更多的人则作为普通士兵奋战在第一线。他们将反奴隶制视为推进人类解放的重要一步。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情况却出人意料。1866年，在芝加哥的一场工人集会上，当魏德迈再次发表演讲时，却遭到了当地警察的驱散。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北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已经悄然改变。
这种改变在19世纪末期愈发明显。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劳资矛盾日益尖锐。1886年的干草市场事件就是一个转折点。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工人们正在举行和平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突然爆发的暴力冲突导致多名警察和示威者死亡。当局随即逮捕了八名工运领袖，其中四人最终被处以绞刑。
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美国。但更令人震惊的是，1901年麦金莱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开始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等概念划上等号。当年刚刚成立的美国社会党，虽然在尤金·德布斯的领导下发展迅速，但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1917年，一个更大的转折点到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美国统治阶级陷入恐慌。1919年1月，在芝加哥、底特律等70个城市同时展开的大规模突击搜捕行动中，超过一万名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被逮捕。
这场被称为＂帕尔默突袭＂的行动中，执法人员没有搜查令就闯入人们的住所，将嫌疑人带走审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艾玛·戈德曼的案例。这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就被驱逐出境。
紧接着，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运动更是将这种迫害推向高潮。美国司法部长帕尔默公开宣称：＂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潜在的叛国者。＂在这种氛围下，社会党的党员人数从超过十万人骤减至不足三万人。
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就这样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美国步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思想对美国统治阶级的威胁也愈发明显。
二、经济扩张的心病
1928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崩盘的阴云笼罩在纽约上空。就在这一天，摩根银行的一位高管站在银行大楼前，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投资者。这位高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让美国统治阶级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最低谷时期，全美有25%的劳动力失业，工业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产品价格暴跌8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潮再度在美国兴起。
1934年，在旧金山码头工人大罢工中，一位名叫哈里·布里奇斯的工会领袖站了出来。他提出了一个令资本家们胆战心惊的主张：建立产业工会，让所有码头工人联合起来。这一倡议迅速得到响应，罢工很快蔓延到整个西海岸。
布里奇斯的成功让美国资本家意识到一个危险信号：经济危机正在推动工人阶级走向团结。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这种团结很可能演变成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
1947年，美国商会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写道：＂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否则国内的社会矛盾将无法化解。＂这份报告直接促成了后来的马歇尔计划。
表面上，马歇尔计划是为了帮助战后欧洲重建。但在1948年的一次闭门会议上，时任国务卿马歇尔坦言：＂如果我们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找到出路，美国经济将面临严重危机。＂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远超国内市场需求。1947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但国内市场却无法消化如此庞大的产能。
资本过剩的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只有两个：要么在国内进行再分配，要么向外扩张。显然，美国统治阶级选择了后者。
1950年2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乔治·凯南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只有6.3%的人口。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嫉妒和怨恨。我们未来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能让我们维持这种地位差异的关系模式。＂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成了这一扩张计划的最大障碍。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给美国敲响了警钟。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广大市场，就这样退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杜邦公司的总裁在一次股东大会上发言：＂每一个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个市场。我们必须阻止这种趋势。＂
这种焦虑在1959年古巴革命后达到顶峰。美国商业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如果让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扩散，美国的经济扩张将失去最重要的出口。＂
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到19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囊括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领土。这些地区都实行计划经济，严格限制外国资本进入，这就等于给美国的资本扩张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三、政治统治的隐忧
1975年1月的一个寒冷清晨，底特律汽车工人工会总部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自主管理运动。一位年轻的工会干部在发言中说道：＂如果工人能够自主管理工厂，那么为什么不能自主管理整个社会？＂
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在两天后，《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将这种想法描述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潜在威胁＂。这场争论揭示了美国统治阶级面临的一个根本性困境：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可以自由选择，那么当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该怎么办？
这个困境在1936年就已经显现。当时，明尼苏达州的农民-劳工党在州长选举中获得胜利。获胜的候选人弗洛伊德·奥尔森公开表示要实行＂美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一结果立即引起了华尔街的恐慌。
次年，《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社会主义会通过选票到来吗？》文章警告说：＂如果我们坚持普选制度，就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有朝一日，多数选民会选择放弃现有的经济制度。＂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1977年，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通用汽车工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投票。他们要求对工厂实行工人管理制。虽然这次投票最终被公司否决，但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对现有制度的不满正在上升。
1979年，一项针对25岁以下年轻人的调查显示，有42%的受访者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可能比现有制度更好＂。这个数字让统治阶级感到震惊。
更令他们不安的是工会运动的发展。1978年，全美煤矿工人举行了长达110天的大罢工，要求改革医疗保险制度。罢工得到了其他行业工人的广泛支持。在克利夫兰，钢铁工人自发组织募捐；在匹兹堡，卡车司机拒绝运送煤炭，表示声援。
这种团结让权力阶层看到了一个危险信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正在增强。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后立即展开了对工会的打压。1981年，里根政府解雇了全部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这被视为对整个工会运动的警告。
然而，社会主义思潮并未因此消失。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年轻人高举＂我们是99%＂的标语，抗议贫富差距。这一口号迅速传遍全美，在80多个城市引发了示威活动。
到了2015年，一个更令统治阶级不安的现象出现了：在爱荷华州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3%的民主党选民表示自己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个数字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更是高达58%。
2016年的桑德斯运动将这种趋势推向顶峰。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桑德斯以60%对38%的悬殊比分击败了希拉里。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83%的年轻选民支持。这个结果证实了统治阶级最担心的事情：新一代美国人正在转向社会主义。
四、文化认同的危机
1908年的一个秋日，纽约爱丽丝岛移民局的检查大厅里，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移民正在接受询问。检查官问他：＂你相信什么？＂这位移民回答说：＂我相信自由。＂检查官立即在表格上打了一个勾，示意他可以通过。
这个看似普通的场景，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文化认同的核心特征。在这片由移民组成的土地上，＂自由＂成了最重要的通行证。1924年，一份移民局的内部备忘录这样写道：＂我们不在乎移民的肤色和语言，但必须确保他们认同美国的自由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的重要性在1917年显露无遗。当年，国会通过了《识字测试法案》，要求所有移民必须能读写。但法案特别注明，如果移民声称因为追求自由而逃离祖国，可以豁免这项要求。
然而，这种以自由为核心的文化认同体系在20世纪初遭遇了严峻挑战。1912年，在芝加哥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区，当地居民成立了＂工人互助会＂。这个组织很快发展到5000多名会员，他们不仅保留了意大利的语言和习俗，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理论。
1914年，一位联邦调查员在报告中写道：＂这些移民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自由理念，他们在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现象让统治阶级感到不安。
1919年，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某些外来思想正在侵蚀美国的文化基础。这些思想不仅否定个人自由，更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制度。＂
这份报告直接导致了1920年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在短短几个月内，数千名被认为持有＂非美思想＂的移民被强制遣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艾玛·戈德曼的案例，这位出生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已入籍美国，仍被剥夺公民身份并驱逐出境。
1924年，国会又通过了《移民法》，首次设立了严格的配额制度。表面上，这是为了限制移民数量，但法案的起草人在私下承认：＂我们必须防止某些危险思想随着移民潮涌入美国。＂
这种文化防范在1930年代达到新的高度。1935年，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一位议员问证人：＂您认为社会主义与美国文化是否相容？＂证人回答：＂就像水和油永远不会相容一样。＂
1938年，国会通过了《外国人登记法》，要求所有非公民必须登记个人信息，包括其政治信仰。这项法案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监控和控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二战后，这种文化防范更加系统化。1947年，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忠诚审查令》，要求所有联邦雇员宣誓效忠美国的政治制度。到1952年，这种忠诚审查扩展到了教育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们必须签署反共声明，否则就会失去工作。
这种对＂非美思想＂的警惕一直延续到今天。1995年，密歇根州的一所高中因为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读书会而引发争议。校董事会在一份声明中称：＂我们必须确保学生接受的是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教育。＂
五、美国的困境与矛盾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背后，是大萧条给美国带来的深刻危机。
就在同一天，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财政部长提交的报告显示：全美有超过5000家银行倒闭，1300万工人失业，工业产值较1929年下降了46%。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
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法》，首次在联邦层面建立了养老金制度。这项法案在国会遭到激烈反对，一位共和党议员指出：＂这是向社会主义迈出的第一步。＂然而，面对严峻的社会危机，政府别无选择。
这种无奈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上演。2008年10月3日，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政府直接入股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当时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不得不承认：＂这些措施与我们一贯的自由市场原则相违背。＂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出了耗资250亿美元的州际公路系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总监约翰·沃尔普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尽管这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但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政府加大了对军工企业的控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这种说法实际上承认了纯粹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某些根本问题。
这种矛盾在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达到顶峰。1974年8月，尼克松被迫实施价格管制。这位一向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说：＂有时候，为了保护自由市场，我们必须暂时限制它。＂
1979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实施了激进的紧缩政策，将利率提高到20%以上。这一决定导致大量小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到10.8%。一位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我们正在用危机来治疗危机。＂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格林斯潘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点。这种做法在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式的货币政策＂。2005年，一份国会报告指出：＂我们正在用非市场手段来维护市场经济。＂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这种矛盾更加明显。政府向每个美国人直接发放纾困支票，并大幅提高失业救济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写道：＂这些措施让我们离社会主义更近了一步，但我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从新政到金融危机，从州际公路到疫情纾困，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被迫采取＂社会主义式＂的措施来拯救资本主义。每一次危机过后，这些措施都会招致批评，但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类似的措施又会重新出现。这种循环反复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纯粹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